每经记者：孙宇婷 丁舟洋 舒冬妮 每经 据新华社消息，截至8月29日18时，西藏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已造成16人遇难、546人失联。 自然资源部有关专家表示，此次灾害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（冰岩崩）引发。灾害发生后，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，克服重重困难，于27日16时30分抵达中尼边界国门位置，开展现场搜救。 新华社图 冰岩崩为什么发生？喜马拉雅山脉几次自然灾害之间有关联吗？高海拔冰岩灾害的预警难点和痛点是什么？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、副所长李新，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（以下简称成都山地所）研究员、博士生导师刘巧等专家在8月28日接受了《每日经济新闻》记者（以下简称每经记者）的采访。 普通游客需区分吉隆口岸和吉隆旅游区 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，波及中尼边境吉隆口岸。这个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口岸，也因此进入公众视野。 对于普通游客而言，位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的吉隆口岸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旅游目的地。近年来，一些游客会通过社交平台自行做攻略，经吉隆口岸往返中尼两国。就在此次灾害发生前，游客小齐（化名）刚刚完成从尼泊尔经吉隆口岸进入西藏的行程。 小齐告诉每经记者，8月24日她从加德满都出发时，一路没有明显降雨，但道路已经较为泥泞，车辆频繁打滑，原本预计约9小时的车程最终用了超过13个小时。25日早晨离开吉隆镇时，当地仍在下雨。她印象最深的是沿途复杂的山路：临近悬崖，浓雾、碎石和泥泞路段交织在一起，车辆在部分路段甚至出现打滑、后退后再前进的情况。 “当你坐的车爬得足够高时，甚至可以穿过云层，周围都是白茫茫的，基本看不清。”她告诉每经记者，自己此前主要依靠网络攻略规划行程，实际体验与此前看到的信息存在差距。 另一名去年曾经由吉隆口岸前往尼泊尔的游客，也有类似的感受。她当时在樟木和吉隆两个陆路口岸之间做选择。由于樟木此前发生过泥石流、部分道路塌方，她出于安全考虑选择了距离更远的吉隆。 “但如果早知道一些吉隆口岸的真实信息，可能就不会选择走这里。”她回忆，当时同行者甚至后悔带着行李箱选择陆路通行。 在长期从事西藏旅游的入山海Voyage创始人闵沥看来，普通游客需要区分吉隆口岸和吉隆旅游区。 他告诉每经记者，吉隆口岸本身是跨境通行和商贸往来的节点，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旅游景点，当地一些主要旅游景点位于海拔相对较高的区域。对于专业旅行社而言，线路选择需要综合考虑地形、降雨以及山洪汇流等因素，以此判断整个区域是否适合旅游。 他同时提到，此次灾害发生在尼泊尔一侧的高山区域，所涉及的冰川、冰碛湖等因素，以及跨境河流可能带来的影响，使得这次灾害不能简单被理解为一次普通的雨季山洪。对普通游客来说，社交平台上的“经验帖”可以提供线路参考，但并不能替代对当地自然条件和灾害风险的专业判断。 冰岩崩诱因复杂，但气候变暖因素可明确 自然资源部有关专家表示，此次灾害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。冰岩崩落体高速下泄，沿沟道裹挟冰碛物演变为碎屑流，进而汇入东林藏布形成泥石流，冲击吉隆口岸并向下游尼泊尔方向运动。 李新接受每经记者采访时表示，遥感统计表明，本次灾害造成尼泊尔拉苏瓦县河道显著展宽，并在沿河谷区域形成大范围洪水淹没区。 从县域总体尺度看，拉苏瓦县灾前河流面积为8.70平方公里，灾后河道及洪水覆盖面积增至29.00平方公里，新增20.30平方公里，灾后面积约为灾前的3.33倍。 此次灾害为何破坏力度如此之大？ “首先，这里的地势高低落差极大，东林藏布河谷的海拔只有1900米左右，而相差不过10公里的蓝塘里二峰陡升到6600米，泥石流下来的动量极大。其次，由于当地气候多雨雪，地震频发，山体碎石和冰雪本来就较多而且松软，所以这次冰岩崩引发的冰岩泥水碎屑流的体积巨大。最后，这次冰岩崩可能引发了空气垫流，也就是泥石流下来的时候混合了大量空气，在底部形成一层气垫，导致速度极快。据估算，泥石流运动最高速度超过400千米/小时，这增大了动量，也让人根本来不及反应。”中国气象科普自媒体“中国气象爱好者”（中气爱）联合主创张志恒对每经记者表示。 对于泥石流的运动速度，自然资源部有关专家表示，根据测算，造成吉隆泥石流的冰岩崩碎屑流运动速度约为50米/秒。 张志恒认为，这次事件是地质原因和气象原因交织在一起导致的。从资料来看，发生冰岩崩的地方8月7日以来气温较平均高1摄氏度以上，最近10天降水偏多25%以上，均可能是引发冰岩崩的诱因。 “冰岩崩，是冰川与岩体同时发生崩塌。”横断山研究会会长杨勇摊开地图，向每经记者解释：“从尼泊尔境内错坚河汇入东林藏布的汇流口算起，到吉隆口岸有20公里，由于峡谷纵坡极陡，灾害流几分钟就能抵达，速度极快，几乎没有预警时间。” 比起泥石流、滑坡、洪水等自然灾害，冰岩崩听上去并不为大众所熟知。“有冰川的地方，都有可能诱发冰岩崩，冰岩崩灾害链并非首次发生，这次特别极端。”刘巧表示，同样位于喜马拉雅山区，2021年印度查莫利也发生过冰岩崩。 杨勇、刘巧、张志恒均认为，虽然冰岩崩的诱因非常复杂，但有一点因素可以明确——全球气候变暖。“气候变暖导致高海拔地区的冰川和周边岩体稳定性丧失，冻土退化、冻融加剧，进而加剧岩石破碎和崩解。”刘巧进一步解释道。 刘巧向每经记者谈到，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，整个青藏高原周边冰川面积平均减少了20%以上，但地区差异明显。西藏东南和喜马拉雅山区损失较大，而喀喇昆仑地区相对稳定。“从末次冰盛期（约2万年前）至今，全球陆地冰川覆盖面积从约30%降至约10%，退缩是长期趋势，但近年速度加快。” “青藏高原冰川地带一年比一年‘热’。”这是杨勇数十年野地考察的直观感受，青藏高原气温升高的主要影响是增强了“三融”——冰川加速消融，冻土层解冻及降水量增加。 刘巧提醒，气候变暖使灾害发生频率和强度都在增加，同时下游人类活动增加，暴露度提高，这也导致灾害后果加重。 与2015年尼泊尔大地震等是否相关？ 此次灾害成因复杂、多重因素叠加，破坏力极强，与普通降雨诱发的泥石流存在本质差异。那么2015年尼泊尔大地震，是否改变了喜马拉雅山区的部分地质条件？ “2015年尼泊尔大地震的重灾区集中在喜马拉雅深山腹地，科研人员能够获取的后续观测资料有限。”杨勇表示，“每一次灾害发生之后，开展复盘与研究都十分必要。受限于特殊山区地理条件，一方面人员难以深入现场，另一方面布设的监测设备数据回收困难，由此留下一些研究空白。本次灾害也警示我们，必须更加重视灾后的地质研究工作。” 再近一点的时间，2025年尼泊尔发生了冰湖溃决（GLOF），与今年的冰岩崩灾害同属于吉隆沟流域。这二者又是什么关系？“冰湖是冰川退缩后形成的，数量比冰川少得多，有数千个，但同样需要关注。”刘巧曾在2025年尼泊尔发生冰湖溃决后前往当地，他判断两者没有直接关系。“如果说有什么共同点，那就是都受到气候变暖的影响，都与冰川消融加剧有关。” 次生灾害应重点关注三个方面 关于次生灾害，刘巧表示，当前需要重点关注几个方面： 一是堰塞湖已在排水，可能对尼泊尔一侧产生进一步影响； 二是事发区域上游仍有不少冰湖，类似地质条件下可能发生冰岩崩的其他冰川都需要密切监测； 三是本次事件本身已监测到地震波，意味着大量岩体可能已经松动，叠加当前还在高温汛期，冰川融水使河道处于高水位状态，洪水和泥石流发生的风险也在上升。 他强调，需要警惕的不仅是吉隆沟这一处，周边整个喜马拉雅山地区松动的地带，都值得密切关注。 对于此次灾害的研究，杨勇认为要聚焦三个数据：冰岩崩点的体量有多大？冰岩崩点下来在沿途当中形成的堰塞湖有多大？泥石流形成以后，流量是多少？ 李新告诉每经记者，目前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已完成吉隆8月26日高位冰岩崩泥石流事件复盘。根据现有遥感资料和水动力学反演，初步判断崩塌冰体为数十万立方米量级，形成的泥石流达到百万立方米量级，影响前锋在事发后数分钟内抵达口岸附近，此后影响范围仍有所扩大。 需要说明的是，相关结果受基础地形、物源范围及模型参数等因素影响，现阶段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，不能视为最终定量结论。 针对灾后新生堰塞湖的初步情景模拟显示，在较不利情况下，一旦发生溃决，数小时内可能新增约平方千米量级的淹没区域，水量增加可能进一步扩大淹没范围并增强下游冲击，对沿河道路、桥梁及口岸方向构成潜在威胁。 李新表示，下一步，将结合最新卫星影像和现场资料，进一步核实源区、河道及堰塞湖状态，不断修正模型结果，提高应急研判和预警的可靠性。 冰岩崩预警难度大、响应时间短 刘巧坦言，冰岩崩预警难度极大，其前兆往往不明显，即便捕捉到初期信号，从发现到通知下游，留给响应的窗口时间也极为有限。 对于如何建立有效的监测预警系统，刘巧认为，预警的前提是风险评估。“要先通过风险评估找出高危区域，才能针对性地布设监测点，形成有效的预警能力。” 但面对青藏高原地区近5万条冰川，不可能靠人力逐一排查。他估算国内专门从事冰川研究的科研人员只有“百来个”，即使这个数字未必十分精确，但研究对象与研究人员之间的数量悬殊是客观事实，不可能靠人一个个去查。 正因为如此，他认为未来必须借助遥感快速识别并结合人工智能、大数据手段进行大面积筛查，否则仅凭有限的人力，根本无法应对如此庞大的监测需求。 至于具体如何监测，他表示要看实际情况：重点高危区域需要布设地面监测设备；对冰湖要关注水位、气象、冰坝变化、冰川动态和周边形变；对冰川要监测流速、运动状态、基岩变形和融水变化等。但实际布设面临供电、信号回传、地形险峻等客观困难，部分环境恶劣的地区也可通过下游遥测的方式实现监测。 每日经济新闻

8月29日，华为常务董事、终端BG董事长余承东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，首次公开了新一代三折叠手机HUAWEI Mate XT 2非凡大师的真机全貌。与此前“Z”型折叠不同，新机采用“G”型双内折结构，屏幕可向内收纳，折叠后仍可通过外屏使用。余承东称之为“展翼三折叠”。这款新机将于9月7日正式发布。 在尊界车内，余承东流畅地完成了三折叠屏的展开动作。从展示画面看，后置摄像头模组延续了前代近似的八边形设计。但折叠方式的变化，才是这一代真正的分野。 从“Z”到“G”：铰链架构的重新定义 据了解，华为前代Mate XT采用“Z”型折叠，一侧外折、一侧内折，屏幕始终有一部分暴露在外。而Mate XT 2的“展翼三折叠”采用双铰链同向向内收拢结构，形成了先展开左侧、再展开右侧的标准化开合顺序。 这意味着折叠后，柔性屏被完整包裹在内，外屏独立承担日常交互。展开时则像“展翼”般左右翻折双翼。余承东在8月30日的解读中透露，3.5mm超纤薄机身内首次容纳内外两块屏幕，“展开之后，依旧是业界最薄、尺寸最大的折叠屏手机”。 新的折叠架构也带来了整机可靠性的跨越式提升，更强大的外屏、更坚韧的内屏、更精密的铰链系统，抗跌耐摔能力全面升级。这背后是华为在铰链材料、屏幕叠层和整机结构上的重新调校。 三折叠的“守位”与折叠屏赛道的临界点 IDC数据显示，2026年第一季度，华为以60%的出货量份额位居中国折叠屏手机市场第一。华为在中国折叠屏市场的地位近乎垄断。2024年，华为推出全球首款量产三折叠Mate XT，截至目前，三折叠全球发货量已突破100万部。 值得注意的是，三折叠的对手，并非其他折叠屏，而是平板电脑。Mate XT 2展开后接近平板尺寸的屏幕，配合HarmonyOS 7的多任务交互，试图在“手机”与“平板”之间找到一个不可替代的位置。9月，苹果首款折叠屏即将发布。Counterpoint预测，2026年折叠屏市场将形成华为、三星、苹果三足鼎立格局。华为的三折叠，是它在这个新格局中最独特的一张牌。 对此，天使投资人、资深人工智能专家郭涛指出，从“Z”到“G”的转变，看似只是折叠方式的调整，实则是华为对三折叠产品逻辑的重新思考。前代解决的是“能不能折”，这一代解决的是“折了怎么用”。当外屏独立承担日常交互，内屏专注大屏体验，三折叠才真正从“形态炫技”走向“场景适配”。但三折叠的规模化仍然面临铰链良率、屏幕成本和软件生态的三重考验。9月7日的发布会，将不只是华为三折叠的亮相，更是折叠屏赛道从“形态竞赛”走向“体验竞赛”的转折点。 文、图｜记者 潘亮 责编：胡彦 校对：谢志忠 审签：李卉